首页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源于其核心思想体系的赓续与革新，二程洛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性流派，正是塑造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贯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思想枢纽。二程作为洛学及程朱理学的宗师，其地位至关重要。对此，如陈来先生所言：“在历史的意义上，可以说二程是两宋道学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成为不可能。一句话，没有二程，也就没有两宋的道学。”百年以来，伴随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学术范式的迭代，二程洛学研究从传统经学的注解疏证，逐步走向哲学史、思想史的系统梳理，成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切口。但不容忽视的是，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多聚焦二程洛学自身的哲学体系及内涵解读，将其局限于“宋代理学学派”的狭窄框架，缺乏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脉络中的长时段审视；跨学科视野缺失，对洛学与国家治理、制度文明、物质文明、文明传播等领域的深层关联挖掘不足，尤其忽视了其在东亚文明圈塑造与中西文明互鉴中的重要作用；现代阐释乏力，未能充分激活洛学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内在联结，导致其丰富的思想智慧未能充分转化为时代价值。等等。
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互鉴，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二程洛学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破解百年研究的局限与困境。基于此，本文以“二程及洛学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为核心，以“激活传统思想资源、回应时代发展需求”为问题导向，突破单一学科研究范式，融合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立足哲学史、思想史与全球文明视野，以经典原文为根基、权威文献为支撑、最新研究成果为参照，系统考察洛学自北宋创立以来，在经学重构、意识形态建构、国家与社会治理、制度与物质文明赋能、跨域传播等方面的多维贡献。本文的突破点在于，将二程洛学从“学派思想”提升至“中华文明精神基因塑造者”的高度，揭示其“天理—心性—治道—礼器—化外”的完整思想链条，打破百年研究的学科壁垒与视野局限；其研究价值在于，既填补了二程洛学长时段影响、跨文明传播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文明史与宋明理学研究的内涵，更挖掘洛学的现代转化路径，为当代中华文明复兴提供可资借鉴的哲学智慧、治理经验与文化支撑，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与世界意义。
一、二程洛学重建经学、知识体系及儒家道统谱系
从长时段看，随着佛教、道教在中古时期的兴盛，虽然在唐代时期出现了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旨在统一经学及思想文化，但是佛老二教对儒学、经学的冲击依然不可避免，而经学也难以在国家治理、世道人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当时的王玄感、刘知几等人就提出了批评。最终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激发了当时儒士大夫对经学及意识形态的反思，由此推动了中唐经学的变革。如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书皇帝，他认为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子们多注重诗赋的进士科，而忽视经义道德的研习，“《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当时的给事中李广、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人也都持与赵绾相同的观点，并在当时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此为新经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随后，啖助、陆淳、赵匡、韩愈、李翱等儒者则开始跳出孔颖达《五经正义》所代表章句注疏之学的束缚，打破旧有的门户之见，质疑并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由此开启了唐宋时期“疑经惑传”、义理解经的思潮，这无疑开启了宋人的先河，正如四库馆臣所言：
（啖）助之说《春秋》，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其论未免一偏，故欧阳修、晁公武诸人皆不满之，而程子则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
啖赵学派改变了汉唐时期流行的注疏经学的旧范式，而代之以新的思想与方法，这不仅对宋代《春秋》学有一定的“先导”作用，而且对宋代经学范式的建立有启蒙意义。正如李申所言，啖赵诸儒“不再教人去墨守前代儒者为儒经所作的注疏，而是独立思考，去寻求对经义的解释”，“从方法上看，啖、赵则是上承汉儒，下启宋儒的理学。”当然，啖赵学派、韩愈、李翱等人虽然改变了当时的经学范式，但是依然没有建构出全新的经学、儒学体系，以此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
北宋建立之后，虽然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等倡“庆历新”与“宋初三先生”之学，重义理、轻训诂，开启儒学复兴先河，但仍未突破“伦理政治”的框架，未建立起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形上学体系，难以应对当时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重重危机。不过，随着在张载关学、司马光朔学、周敦颐湖湘学、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等的启发影响下，二程洛学正是在此政治文化背景下，以“天理”为核心，完成了对汉唐经学的根本性重构与儒学道统的再奠基。二程“天理”哲学的核心命题是：“天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最高法则，“性即理”“心即理”，天理贯通天人、内外、本末，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形上依据。不仅如此，二程以“天理”为核心，重构了儒家道统谱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二程。此道统论将二程定位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接续者，确立了洛学在儒学正统中的核心地位。不仅如此，二程借助经学解释的形式，建构了全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对此，宋人黄震就曾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蔡元培也说：“宋之理学，创始于邵、周、张诸子，而确立于二程。”钱穆先生也说道：“正统理学，直要到二程才完成。”
不仅如此，在二程的推动下，《四书》升格为儒家核心经典，由此洛学对经学范式中知识体系构建实现了革命性转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皆为先秦时期的著述，而“四书”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源自先秦，而是晚至宋代才开始形成，尤其是二程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四书》并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了《四书》之学。对此，有学者研究后也如此说道：
二程不仅自觉地、全面地构筑以《四书》为主要依托的理学思想体系，通过解释、发挥《四书》的思想与范畴以建立天理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以及居敬涵养论的理学体系，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明确将《四书》列于《五经》之上，认为只要研治好《四书》，则《五经》可“不治而明”。二程的理学体系及《四书》学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学，二程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不仅继承了二程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系，同时也继承了二程通过诠释《四书》以建构思想体系的学术取向。
正是由于二程等理学家们的努力，最终确定了《四书》学在宋代经学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由此超越《五经》，使之成为可以和《五经》之学相比肩的又一思想体系。二程四书学在理论、思想及实践上的重新认知，由此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经学基础：二程四书学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提供了直接思想资源，朱熹继承二程，集四书学之大成，使四书成为元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教材，统治中国思想界近700年。
二程洛学虽在北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元祐党禁”，一度被禁，但弟子众多、传承不息。核心弟子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尹焞等。其中，杨时（1053—1135）倡道东南，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传罗从彦、李侗，再传朱熹，形成“程朱理学”一脉；谢良佐（1050—1103）重“仁”与“天理”，开湖湘学派先声；吕大临（1040—1092）通经学、重礼制，融合关学与洛学。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二程与周敦颐、张载、朱熹从祀孔子庙庭，正式确立洛学在儒学正统中的官方地位。对此，如陈来所言：“洛学的出现和流传，真正代表了理学的建立和前期发展。在洛学中，后来理学所注重讨论的问题大都提出来了，或者说，洛学所讨论的问题，后来成了为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思想界直至清末。二程洛学通过道统传承，完成了从“学派思想”到“经学正统”再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跨越，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
总之，承中唐经学变革之余绪，鉴宋初儒学复兴之局限，二程洛学以“天理”为核心，完成了对汉唐经学的根本性重构与儒学道统的再奠基。二程洛学突破了汉唐章句注疏旧范式与“伦理政治”框架，将“天理”立为宇宙本源与最高法则，以“性即理”贯通天人、本末，为儒家伦理赋予形上依据，更是为中国近世德性政治提供了思想源泉。二程在重构道统谱系、推动《四书》升格及理学建构中，不仅打破旧有学术桎梏，承接啖赵学派义理解经之风，又为朱熹集大成奠定根基，重构了中国古代经学知识结构及思想体系。这一点正如韩国学者金演泽所说的：“在宋明道学以《周易》与《四书》互训而建立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过程中，二程处于枢纽的地位。程颐尤其明确地说明了儒家思想的进路当由《四书》开始，进而再到《五经》，这种思想对儒家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从思想上说，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转变中建立起来的。”二程洛学虽经党禁却薪火相传，最终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以哲思熔铸经学、以道统凝聚精神的实践，深刻重塑了儒学的精神内核，成为贯通唐宋、影响近七百年中华文明的思想枢纽。
二、二程洛学对儒学理论、思想体系重构与民族精神重塑
中古时期，随着佛老之学的盛行，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到了唐宋时期，佛教（尤其是禅宗）与道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心性解脱”“出世无为”的思想，对儒家“入世有为”“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形成强烈冲击，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对此，这一点正如程颐所说的：
昨日之会，谈空寂者纷纷，吾有所不能。噫！此风既成，其何能救也！古者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象设教，其害小尔。今之言者，乃及乎性命道德，谓佛为不可不学，使明智之士先受其惑。呜呼！清谈甚，晋室衰，况有甚者乎？
当时佛老之学的肆行，以至于儒士士大夫聚会，所谈内容都多为佛禅之学。在内容形式上，二程时代佛禅对民众的影响已不限于焚香祈福，佛学所宣扬的道德性命之学已经为很多士大夫所认同和信奉，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儒家学者复兴儒学、重建新理论体系的难度。基于此，二程洛学以“天理—心性—修养”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心性哲学体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与价值根基。二程所建构的理学及其理学化经学范式在中国古代乃是继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又一重要的学术形态，以其崭新的理论思维形态，超越汉唐，开创了新学风、新思维，把儒家学说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以说，他们是“宋代哲学家中最富有创造性者”。
二程洛学不仅仅重构了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更是重构了当时的价值体系。二程洛学以天理为本体核心，构建了“天人一理、伦理即天理”的价值体系；其核心价值观可概括为：存理灭欲、义先于利、敬诚为本、性善复初、成圣为公。对此，如程颐所言：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颠沛造次必于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难为名状。
二程强调以儒家伦理为天理，通过心性修养实现道德完善与社会秩序和谐。更为主要的是，二程洛学吸收了佛教、道家的修身明德工夫，也建构了一整套明德成圣的工夫论体系。更为主要的是，二程洛学重新确立并强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一套价值观，并将之视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基本要素。对此，正如陈来先生所说：
二程对人性论的探讨,比周、张、邵更为突出;从纯粹哲学的角度看,二程的宇宙论色彩也比周、张、邵来得淡。不过,从宋明理学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二程与周、张、邵的最大差别是,二程把“理”或“天理”提升为本体,这是使理学得以区别于魏晋玄学、汉唐儒学的重要根据。把天理确立为最高范畴,使之贯通天人、统摄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为儒家的价值理想提供了形上的依据,这才是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的根本。在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哲学中都没有把儒家的价值明确提升到哲学的最高地位,而二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宋代理学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可以说，二程借助四书、五经等经典诠释的形式，不仅建构了以“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心性论、道德修养工夫论，虽然立足点在于道德修身，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重新恢复儒家人伦道德、纲常名教等价值体系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为当时的社会秩序重构、理想社会的重建提供思想资源。对此，正如余英时先生所云：“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换言之，二程洛学对于意识形态的重构，旨在服务于当时的君王统治及国家治理，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对此，如卢国龙先生说“二程洛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可谓肯切。
当然，二程洛学的这套具有政治属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宋元明清近千年的传播与渗透下，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其核心体现为四大特质：首先，仁义为本的道德精神。二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所谓：“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将儒家“仁爱”从“爱亲”扩展至“爱万物”，塑造了中华民族“仁者爱人、厚德载物”以及积极践行仁义礼智信的理想品格。其次，民族气节、人格精神的重塑。二程洛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导向，培养了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意识，由此涌现出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无数民族英雄。再次，理性务实的哲学精神。二程洛学强调“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注重通过知识学习、理性探究事物本质，反对盲目迷信，塑造了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理性传统。同样，顾炎武“理学，经学也”的思想，正是源于二程“治经，实学也” 的命题。最后，家国天下的责任精神。二程洛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链条，将个体道德修养与国家治理、天下太平紧密结合，塑造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书院讲学、家训族规、文学艺术等渠道，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全民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比如元明清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答案，使二程洛学价值观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核心信仰。比如文献记载，在14世纪初期，程朱理学就已经为蒙元各地域、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当时“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另外，元明清时期，从中央太学到地方府州县学，均以程朱理学为教学核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修身立德、忠君爱国”的儒生。史书记载，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谈迁《国榷》也记载云：“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遵朱子为功令。”还有中国近世盛行的书院讲学，也是传播二程洛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不仅如此，中国近世盛行的家训族规，二程洛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也都被融入家训族规，成为维系宗族团结、规范家庭伦理的核心准则。最后，即使是中国近世的文学艺术，二程洛学“文以载道”的思想，尤其是注重心性道德的程朱理学之道，也深刻影响了宋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强调艺术的道德教化功能，形成了“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风格。等等。
总之，二程洛学应佛老之冲击而生，以天理为根、心性为脉、修养为径，重构了儒学意识形态体系，为乱世注入精神锚点，为民族立起价值脊梁。他们以“天人一理”的哲思，将儒家伦理升华为宇宙本体，化解了信仰危机，重塑了社会价值秩序；以“存理灭欲”“成圣为公”的准则，融合佛老修身智慧，将个体心性修养与家国治理相连，彰显了“内圣外王”的终极追求。其渗透千年，不仅通过多元渠道固化为官方意识形态与全民价值规范，更深刻形塑了中华民族仁义厚德、气节凛然、理性务实、家国担当的精神品格。二程洛学的价值，在于它以哲学思辨激活了儒学生命力，为中华民族构建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家园，其蕴含的道德智慧与治理哲思，至今仍为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着不竭滋养。
三、二程洛学对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塑造
二程洛学不仅是心性哲学，更是政治哲学，其核心逻辑是：天理既是宇宙本体，也是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的最高法则；治国理政必须“循天理、行仁政、正人心”，实现“治道合一”。二程政治哲学的本质是将儒家“仁政”思想提升至“天理”的高度，为君主治理提供形上学的合法性论证，同时以“天理”约束君权、规范政治行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强调的：“我并不否认理学家曾认真探究原始经典的‘本义’，以期‘上接孔、孟’，我也不否认他们曾同样认真地试建形上系统。但分析到最后，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 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
二程认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君主修身，君主是“天理”在人间的代表，其道德修养直接决定国家治乱兴衰。在二程看来，治理天下，不单是社会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更主要的是要改变君主自身，通过“格君心之非”，即提升君主的道德境界与执政水平，以此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如他们所说：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治道有自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当道，君正则国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变而能有为者也，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
在二程看来，治国平天下，君王的责任最大，只有只有改变君主，“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这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了二程“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概括为：“正君心是大本。”如朱熹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在其《大学衍义》中更是强调“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的思想，他认为：“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异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举而错之耳。”他从根本的“正君心”讲起，下及朝廷、百官、天下，步步推演，可以说这与程朱将“正君心”作为整个治国纲领的出发点的政治进路一脉相承。
二程洛学“格君心之非”的治国之道，后来历代君王所认可并践行，也充分体现了其学说的合理性，尤其是适应了宋代之后社会政治结构演变中君王空前强大的历史语境。为了“格君心之非”，提升国家治理的效果，二程将《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君主修身与国家治理的完整路径。在他们看来，格物致知以明天理，诚意正心以去私欲，修身齐家以立德行，治国平天下以行仁政。如二程说道：“学莫大于本末终始。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
在具体的治国原则上，二程主张“仁政为本、礼治为用、德主刑辅”，反对苛政暴政，强调道德教化的优先性。二程继承孟子“仁政”思想，主张统治者“爱民如子、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满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赢得民心，程颢认为，“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程颐的政治理念亦是如此，他曾经觐见仁宗皇帝，“劝仁宗以王道为心，圣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并说“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盖得之于天，与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报民。古之人君视民如伤，若保赤子，皆是报民也”。等等。从这一点来说，二程都希望以民为本，实行仁政。不仅如此，二程重视“礼”的秩序功能，认为“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所以践行礼仪是天理的内在规定。二程主张通过礼乐制度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社会关系，建立“尊卑有序、上下有等”的和谐社会秩序。另外，二程反对“重刑轻德”，主张“先德后刑、以德化人”：“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岂顾偏废哉！”这些也体现了二程对上古以来治国之道及“中和”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二程作为理学的建构者，他们用理学思想体系重构了传统礼、法体系，使得礼法融入到理学思想体系之中，二程通过理学对传统法律观念的重塑，使他们由此“直接成为理学法律思想的创立者”。
二程洛学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治理，更重视基层社会的秩序建构，主张“乡约自治、宗族共治”，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与宗族力量，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化、自我服务。他们曾经说过：“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二程希望通过利用宗法、利用祭祀来凝聚人心。随后，二程弟子吕大钧（1031—1082）受洛学影响，制定《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核心内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强调邻里互助、道德约束、礼仪规范、患难救济，开启了中国古代基层社会自治的先河。《吕氏乡约》经朱熹修订完善，在南宋以后广泛推广，成为元明清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
二程洛学“治道合一”的治理思想，经朱熹、王阳明等发展，成为元明清三代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指导思想，其影响非常深远。元明清时期的君臣、士大夫们不仅将“天理”作为治国理政的最高法则，还将二程洛学所建构的治国之道作为根本指引，使政治行为有了明确的价值规范与理性依据，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性化进程。一方面，他们不仅以“天理”约束君臣之权，主张君臣“循天理、正人心、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君主为核心统治阶层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元明清君臣也以天理治道来治国安邦，如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有此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另外，清朝乾隆更是排击佛老之学，极力推崇程朱理学，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
夫治统源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在乾隆看来，“治统源于道统”，而此道统乃宋代周程张朱所建构并传承，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因此所建构的治道，不仅是治国的根本思想，更是化民成俗、修己治人的要义所在。所以，乾隆要求君臣上下、学者士大夫们以此为基本内容，认真学习、积极践行。
不仅如此，二程洛学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也被后代所践行，比如后世多通过“孝治”“礼治”与“乡约自治”，不仅强化了“忠孝一体”，更是建立了“家国同构、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近千年的稳定与统一。比如1850年道光皇帝发布上谕曰：
著各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饬地方官及各学教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自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实效。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道光朝尽管面临西方列强的欺凌、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清廷依旧推崇代表二程洛学及宋学的《性理精义》《圣谕广训》，将之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目，进而使之“家喻户晓”，以此增强民众对孝悌之道、纲常名教、人伦道德的践履与对清廷的文化政治认同。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二程洛学所宣扬的“尊卑有序、上下有等”的礼仪秩序，本质上是为了王朝统治与社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压制了社会平等与个体自由，抑制个体欲望与创新精神，导致传统社会后期思想僵化、缺乏活力，难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更为主要的是，二程洛学过度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忽视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导致传统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缺乏现代法治精神。
总之，二程洛学以“天理”为核心，将心性哲学与政治哲学深度融合，构建起“治道合一”的治理体系，为传统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注入了理性内核。其以“格君心之非”立治国之本，将君主修身与天下治乱绑定，为君权提供形上合法性的同时予以道德约束；以“仁政为本、礼治为用”定治理之则，兼顾民本关怀与秩序规范；以“乡约自治、宗族共治”固基层之基，搭建起国家与民间的治理桥梁。二程洛学经后世传承升华为官方指导思想，推动传统政治走向理性化、规范化，维系了千年社会稳定。但其本质服务于王朝统治，所倡尊卑秩序与道德至上理念，也埋下思想僵化、人治压倒法治的隐患，彰显了传统治理思想的辩证性与时代局限性。
四、二程洛学对中华制度、物质文明的赋能及实践驱动
北宋中期，五代纲纪崩坏、佛道思想冲击、中央集权强化、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秩序失稳等现实矛盾交织，传统儒学难以回应时代困境。程颢、程颐兄弟在洛阳创立洛学，以“天理”为核心重构儒学体系，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思想特质，跳出空疏义理之辩，深度介入制度建构与物质生产实践，为中华文明制度完善与物质进步提供哲学根基、治理方案与价值指引，推动传统制度文明走向义理化、体系化、实践化，推动物质文明实现价值重塑与理性赋能，其影响贯穿宋元明清，塑造了中华文明制度与物质文明的基本形态与发展路径。从全球文明视野看，洛学以伦理理性与实践理性并行，既区别于西方神学政治与自然法传统，又为东亚文明圈提供了统一的制度伦理与价值内核，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重要标识。
二程洛学以天理论为中国古代后期帝王制度文明筑牢哲学根基，从本体层面破解了北宋以来制度尤其是帝王体系合法性不足的危机。五代十国政权频繁更迭，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崩塌，君臣、父子伦理瓦解，传统制度失去思想支撑。北宋统治者亟需重构社会共识、巩固统治秩序，洛学以“天理”为宇宙万物本源与最高准则。二程将儒家三纲五常、人伦秩序上升为天理的具象体现，提出人伦便是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把君主统治、官僚体系、宗法制度纳入天理框架，使封建制度从权力强制转向天理自觉，为历代王朝制度建构提供核心哲学依据。这一理论彻底重塑制度、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经朱熹继承发展后，程朱理学在南宋理宗朝正式确立官方地位，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科举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渗透制度设计各层面，支撑起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制度文明体系。陈来指出：“洛学的出现和流传，真正代表了理学的建立和前期发展。在洛学中，后来理学所注重讨论的问题大都提出来了，或者说，洛学所讨论的问题，后来成了为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程洛学以礼法融通重构政治与法律制度，推动传统治理从“重刑轻礼”转向“礼法合一”。北宋时期礼制流于形式、刑罚严苛教化缺失，礼治与法治失衡，社会矛盾尖锐。二程立足天理提出“礼即是理也”，将礼的本质归为天理，主张礼法并重、德主刑辅，以天理规范君权、建章立制、整顿吏治，“治身齐家以至于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不仅如此，二程还基于天理对当时日益强大的帝王权力进行了规范，由此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帝王正人先正己的德治传统：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二程强调君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以道德修身引领政治秩序，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百官、澄清吏治。不仅如此，二程主张重视人才，“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他们强调选拔人才以德行为先，推动科举从偏重诗赋转向侧重儒家义理，强化制度伦理、道德教化导向。在法律层面，二程批判专用刑治的弊端，提出“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主张德礼为本、刑政为末，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而非单纯惩罚工具，实现礼法合一、德刑相济。这一思想被《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吸收，形成中华文明独特的伦理法传统，与西方近代法治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以权利与契约为核心，中国以伦理与秩序为核心，二者共同构成人类制度文明的两大范式。
二程洛学推动伦理制度化，完善宗法、教育与基层治理体系，夯实社会稳定根基。针对北宋宗法松散、教育空疏、基层失序的问题，二程将天理伦理融入基层制度设计，推动伦理规范日常化、制度化。在宗法层面，强化家国一体、忠孝合一为天理之本的理念，强调“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并主张“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倡导修订族谱、完善家礼、规范族规，将家族伦理转化为刚性制度，推动宋代以后家族制度成熟，形成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元明清时期，《朱子家礼》普及全国，族规家训均以洛学伦理为核心，成为基层稳定的重要支柱。在教育层面，批判汉唐记诵词章之弊，确立“明人伦、存天理”的教育核心，以《四书》为核心经典，构建义理阐发的教育体系，二程在嵩阳书院等地讲学，开创书院教育新模式，其治学理念与教育目标深刻影响宋元明清教育制度，比如明朝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上，从中央到地方皆以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为主，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1381），“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并对廷臣说：“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明代国子监、清代太学均以程朱理学为教学核心，书院讲学遍及全国，成为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核心支撑。在基层治理层面，程颢任职晋城时推行乡约、保甲制度，将洛学伦理融入基层治理，弟子吕大钧受其影响制定《吕氏乡约》，成为中国首部成文乡约，核心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朱熹修订后在元明清广泛推广，形成教化与管理结合的双重治理模式，有效维系数百年的古代基层社会稳定。对此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族谱、家规、乡约是宋明理学家宗法思想的体现，维持封建社会后期的家族制度达九百年之久，其影响至今未已。”
二程洛学并非轻视物质生产，而是以义利统一重塑物质文明价值内核，回应北宋商品经济繁荣下重利轻义、奢靡浪费的社会问题。传统义利之辨或片面重义或极端逐利，明确义利并非对立，既反对不义之利，又肯定合理物质利益的正当性，认为“夫为令之职，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于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他们将发展生产、保障民生视为仁政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重新定义物质生产的价值，使其从单纯逐利行为转化为符合天理、惠及民生的道德实践，平衡义利关系，遏制奢靡风气，激发民众生产积极性。宋元明清时期，农业精耕细作、手工业专业化、商品经济繁荣，均与洛学义利统一价值观密切相关。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相比，洛学以道义约束利益，更注重社会整体和谐与民生福祉，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东方伦理范式。
二程洛学以实理格物为实用科技提供理性赋能，推动传统科技从经验积累走向理论探索。北宋科技快速发展，但长期被视为奇技淫巧，缺乏系统认识论支撑。二程提出“实理”论，“诚者，实理也”，他们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与规律的客观性，进而提出“格物穷理”的认识论，主张“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明确“物我一理，明此则尽彼，尽则通，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于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穷理之功也” 。打破传统儒学重伦理、轻自然的局限，赋予自然探索与实用技术合法地位。二程强调格物穷理，强调探寻科学真理，具有科学思维，由此推动了中国近世知识生产、科技发明的理性态度及历史辉煌，对此如李约瑟所说：“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可以说，宋明时期中国的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与程朱理学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明代李时珍秉持“医者贵在格物”撰成巨著，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均以格物穷理为指导，推动传统科技走向系统化、理论化，使宋元明清科技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与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东西辉映的格局。
二程洛学以经世致用推动物质生产实践落地，直面土地兼并、民生困苦等现实问题。作为体用一源的实学，洛学反对空疏论道，主张学术服务于治国安民。在农业领域，二程提出“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倡导劝农桑、兴水利、备灾害，程颢在扶沟县规划水利、调整田税，推动农耕技术推广与农业经济繁荣。元明清历代均重视农桑，设劝农官，兴修水利工程，保障粮食安全。在手工业与商业领域，肯定百工技艺的实用价值，主张通商贾、均赋税，反对苛捐杂税，促进手工业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制瓷业、棉纺业繁荣，商帮兴起，均受益于二程洛学经世理念，比如有学者研究理学与明清商业关系的时候也曾这样说道：
明清江西商人秉承理学伦理观，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自觉地以儒商精神来规范他们的经商行为，将理学伦理观与商业经营实践相结合，在商业经营理念、人格形象塑造等方面承续和践行理学伦理观的基本精神。
明清时期中国各地商帮兴起，在大江南北出现了江右、徽商、晋商等，他们神兽理学的影响，谨守“仁义为先”“重义轻利”“注重诚信”等理念，很好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商业文明的有序发展。在公共物质建设方面，程朱理学也成为了中国近世水利、漕运、荒政等各方面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此推动历代王朝完善公共设施建设，保障物资运输与民生稳定。二程洛学的经世理念让物质生产摆脱盲目发展，与国家治理、民生需求深度结合，推动物质文明持续繁荣。
总之，二程洛学对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建构，兼具深远历史意义与鲜明当代价值。从历史纵向看，洛学以“天理”为根基，完成儒学从伦理政治向哲理政治的转型，为宋元明清制度体系提供稳定的哲学支撑与价值约束，推动物质文明走向义利兼顾、理性务实的发展道路，支撑起中华文明后期的长期繁荣。从中西比较视角看，洛学以伦理为核心的制度范式、义利统一的经济理念、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与西方重法治、功利、实证的文明路径形成鲜明对照，二者互补共生，共同丰富人类文明的多元形态。从全球视野看，洛学东传朝鲜、日本、越南，成为东亚制度与物质文明的共同思想底色，推动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东亚文明圈。从当代价值而言，洛学“礼法合一、德刑相济”为现代法治与德治结合提供历史滋养；“正心修身、以民为本”助力基层治理、廉政建设与人才培育；“义利统一”为规范市场经济、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提供价值遵循；“格物穷理、经世致用”契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面向实践、服务民生；“重农保民、爱惜民力”则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提供传统智慧。二程洛学以天理贯通制度与物质两大维度，实现思想与实践、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既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之学，也是中华文明制度成熟、物质兴盛的核心思想动力。它与经学重构、民族精神塑造、跨文明传播等贡献相互支撑，共同确立其在中华文明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地位，为新时代文明协调发展与民族复兴提供持久思想资源。
五、二程洛学的跨域传播与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思想资源
二程洛学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本土文明，更通过文化交流，广泛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文明圈的核心思想资源，深刻塑造了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秩序。
二程洛学于12世纪末传入朝鲜半岛，经高丽末、朝鲜初学者李穑、郑梦周、李退溪、李栗谷等发展，形成了朝鲜“性理学”学派，成为朝鲜王朝（1392—1910）的官方意识形态，统治朝鲜思想界近500年。一方面，朝鲜朝在经筵中曾将明成祖朱棣赐的《性理大全》作为经筵讲授的重要文本，由此影响了当时朝鲜朝野上下的思想文化。被朝鲜誉为“朝鲜朱子”的李退溪（1501—1570）便深受《性理大全》的影响，他继承发展了二程、朱熹思想，构建了朝鲜性理学的完整体系，强调“理气互发、性理为宗”，深刻影响了朝鲜的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伦理，塑造了朝鲜民族“重礼尚义、尊师重道”的文化品格。
二程洛学于13世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受到了德川家康将军及其继承者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经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发展，形成了日本“朱子学”学派，甚至在江户时代（1603—1868）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由此统治日本思想界近300年。日本程朱理学家们继承了二程、朱熹思想，强调“忠君爱国、大义名分、克己复礼”，比如林罗山根据日本社会现状对程朱理学进行重新解释，比如在忠孝关系上，他更强调忠，认为忠=公、孝=私。等等。经过日本理学家们的重新解释与思想建构，由此深刻塑造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忠义、勇敢、克制、荣誉，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社会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程洛学于14世纪传入越南，经越南学者黎文休、阮廌、黎贵惇等发展，成为越南儒学的核心流派，于后黎朝（1428—1789）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越南思想界近400年。对此有学者研究后便说道：“儒学在越南传播已近二千年，影响巨大。特别是中国在元朝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之后，朱熹哲学传入越南，陈末黎初以来数百年，儒学更好成为越南的正统思想。”越南儒学继承二程、朱熹思想，强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深刻塑造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伦理，建构了越南传统社会的秩序体系，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程洛学于17世纪（明清之际）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传入欧洲，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家了解中国文化、批判封建神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将二程、朱熹的理学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介绍到欧洲，强调理学“理性主义、自然法则、道德自律”的思想特质。在一战之后，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等，深受二程洛学思想影响，强调“圣德在东方”，由此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全球的学术思想界。对此有学者研究后这样说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进死胡同，彼时“圣德在东方”（La sagesse et l’Orient）的观念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主导。事实上，“圣德在东方”的观点曾风靡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腐败的专制政治使得西方文明走到了尽头，卢梭等人发出了“回归自然”的呼声。在这一时代，欧洲盛行研究儒家学说，产生了启蒙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伏尔泰崇尚儒学，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但从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来看，德国要早于法国。尽管法国耶稣会士最早将儒家思想带入欧洲，但正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宣传，欧洲学界才真正认识到儒学的价值，其后的沃尔夫和伏尔泰也被儒家思想所吸引，继而将儒学引入菲列特大帝和普鲁士的政治思想之中。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及百科全书派等启蒙运动思想家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译介，接触到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借此认识中国和孔子，继而称扬中国文化，赞颂中国式的“仁君”和“仁政”及儒家以德教人的伦理思想，主张欧洲以中国为榜样，借此来批判旧制度下的欧洲政府、教会和社会。
17世纪二程洛学由耶稣会士译介传入欧洲，成为启蒙运动思想资源，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受其影响推崇东方儒学，借其理性与仁政理念批判欧洲旧制度与教会神权。比如伏尔泰推崇理学“理性至上、道德自律”的思想，批判欧洲封建神学的愚昧与专制，主张以理性取代宗教迷信、以道德自律取代教会控制。莱布尼茨受二程“天理”与“阴阳”思想影响，提出“单子论”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由精神性的“单子”构成，与二程“理在气先、理气合一”的思想具有内在相通性。魁奈受洛学“仁政爱民、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提出“重农学派”经济理论，主张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以仁政为治国核心，深刻影响了欧洲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洛学的西方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了东方思想资源，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与普遍意义。
在当代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二程洛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治理经验、道德资源、文化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现代价值与启发意义。二程“天理”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性包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哲学基础。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与当代生态伦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高度契合，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东方智慧。二程“存天理、去人欲、主敬涵养、公心无私”的道德思想，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干部政德建设、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程颢“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的思想，对当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程“仁政礼治、德主刑辅、乡约自治、宗族共治”的治理思想，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借鉴。其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相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相结合、精英治理与民众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智慧，对解决当代社会治理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二程洛学所塑造的仁义为本、气节坚守、理性务实、家国天下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是当代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精神支柱。其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文化精神，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创新创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二程洛学“万物一体、理性包容、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为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其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包容互鉴、共同发展，反对文明冲突、文明霸权、文明优越论，与当代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理念高度契合，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胸怀与人类情怀。
总之，二程洛学不仅是中华本土思想瑰宝，更跨越地域与文明界限，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成为东亚文化圈核心思想根基，长久主导各国意识形态，塑造其价值伦理与社会秩序。同时洛学经由耶稣会士译介西传，为欧洲启蒙运动注入理性与仁政思想养分，助力西方近代文明建构。步入当代，二程洛学蕴含天人合一、公心立德、仁政礼治、和而不同等深邃智慧，既为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政德道德涵养提供传统滋养，又以包容共生的文明观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成为中华文明复兴兼具民族根基与世界价值的宝贵思想资源。
结语
二程洛学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与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塑造者，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核心地位。它上承孔孟儒学正统，融合佛道哲学思辨，将上古礼乐精神、先秦儒家伦理升华为以“天理”为核心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儒学的形上学突破与范式转型；下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近千年中国的经学、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社会秩序、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文化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品格、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
从全球思想史与文明互鉴的视野来看，洛学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跨越国界，广泛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东亚文明圈的核心思想资源，深刻塑造了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秩序；它远渡重洋，传入欧洲，成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家批判封建神学、建构现代文明的重要东方资源，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洛学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理性包容、修身立德、公心为民、德主刑辅、礼治为本、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哲学智慧、道德资源、治理经验与文明精神，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永恒价值，为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道德滑坡、社会撕裂、文明冲突等，提供了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当代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二程洛学不是僵化的历史遗产，而是活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我们要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方针，深入挖掘洛学的哲学内核、道德精华、治理智慧与文化精神，摒弃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重德轻法、保守封闭的历史局限，将其与当代中国实际、现代文明精神、全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形态。通过洛学精神的现代转化，我们可以坚定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文明现代复兴注入强大的思想动力与精神支撑，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之，洛学的历史地位，归根结底在于：它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奠定了东亚文明圈的思想基础，提供了人类文明互鉴的东方智慧。在新时代，洛学精神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重要思想旗帜与精神坐标。（作者：姜海军）